美国近日再现“弗洛伊德式”的警察滥用暴力事件，这次的对象是一名只有12岁的女孩。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杀事件还没过去两年，类似事件竟又在校园内上演。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顽疾难治，是美国内政治理陷入多重困境的缩影。

据《纽约时报》3月20日报道，一名在校兼任安保人员的基诺沙警员在处理一场校内斗殴事件时，将一名12岁女孩的头部按在头上，然后用腿跪压在她的脖子上至少有半分钟。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顽疾难治，反映了美国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现状。过去几年，由于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不力，美国穷人和少数族裔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被暴露出来，固有矛盾不断激化；失业率攀升和因歧视和不公导致的贫困增加，令民众安全感缺乏，很多人、特别是亚裔等少数族裔纷纷购买枪支以求自保。城镇研究与政策组织2021年12月21日报道，截至2021年10月，美国当年已售出了超过1500万支枪。

这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谋杀等恶性案件的发生。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2021年全美发生“一次死伤4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达691起，共44766人死于枪支暴力，40359人在枪支暴力中受伤，均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可以说，美国在社会治安治理上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警方任务量迅速增加，使针对警察暴力执法的管控和治理行动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警方要更经常处理涉枪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警员更容易采取暴力乃至枪击控制所谓的“嫌疑人”，暴力执法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研究政策和政府合法性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汤姆·泰勒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警察以威胁性的方式执行任务。”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顽疾难治，是美国社会治理失败的一大表征。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等早已深植于美国警察制度中。美国警察部门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的英国殖民时期，当时美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南方各殖民地的治安队，最重要的功能是抓捕逃亡的黑人奴隶和镇压奴隶起义。尽管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废除了奴隶制，但南方各个前蓄奴州的警察队伍不但不尊重黑人的权利，反而成为种族主义者们用“合法”手段限制黑人权利的工具。时至今日，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仍是警察暴力执法的最大受害者。2020年6月美国蒙莫斯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警察更有可能对黑人施加过度暴力；其中87%的黑人认为，自己的种族比白人更有可能遭受警察的过度暴力，与2016年的77%相比有所上升。

美国警方也早已成为司法程序中的“特权阶级”。美国最高法院曾多次确认，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包括警察在内的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故意违宪，那么在他们履行自己职责时“无意”违法，是能免于民事诉讼的。这实际上给警察在执法中滥用暴力开了“绿灯”：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刑事学家菲利普·斯汀森的统计称，在2005年以来的数千起警察枪杀案中，不到140名警察被控谋杀或过失杀人，其中仅7名警察最终以谋杀定罪。《纽约时报》2020年6月在题为《美国该如何解决系统性警察暴力？》的报道中称，尽管美国主流舆论仍倾向于将警察杀人视为孤立事件、而不是系统性问题，但实际上，美国警察滥用暴力、特别是针对非裔等少数族裔的暴力行为，恰恰是一种由“政治选择”产生的特权行为。汤姆·泰勒哀叹道，“甚至无法想象要解决美国的这些结构性问题该从哪开始。”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顽疾难治，是美国社会持续撕裂的又一个明证。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弗洛伊德案发生后，美国社会不是没有反思警察暴力给社会生活和秩序造成的冲击，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诸如“停止资助警察”“撤销警察部门”等较为激进的做法。然而，围绕警察系统改革的争论很快便陷入党派之争。2020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了由民主党人提出的警务改革法案，但参议院共和党人一直在阻挠法案的辩论；2021年9月22日，两党围绕该法案的谈判宣告破裂，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警务拨款方面“背叛了共识”，而民主党和拜登政府则指责共和党“拒绝改革”。这实质上宣布从立法层面推动警察制度改革“胎死腹中”。可以说，警察制度改革立法无果而终，正是美国党派政治日渐只问立场、不管对错的真实写照，是美国社会撕裂的缩影。

从弗洛伊德到12岁少女，警察滥用暴力是美国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上耻辱的一笔。美国如果连自身的人权顽疾都没有勇气和能力解决，又凭什么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聂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