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酒文化源远流长,众多文人墨客、江湖侠客为酒痴、为酒迷,酒是情感寄托,亦是兄弟情义。很多时候难以言说的情仇都融在酒里,人们在杯盏觥筹间畅意人生。但是在数千年前华夏文明发端之时,酒却不仅用于饮宴或寄情,而是由国家层面严格规范和管理、与祭祀典礼紧密结合,是先民试图沟通天地神鬼、传递崇敬感恩之情的桥梁。

酒在夏商之时就已经出现,当时可以说是将君主们迷得七荤八素,《墨子·飞乐》、《大戴礼记·少闲》分别记载了夏代两位君主夏启、夏桀荒耽于酒的事迹,而“酒池肉林”则是商代亡国之君商纣的标签之一。两朝皆因饮酒而倾覆,到了周代,统治者们实在是再不愿意酒被放任自由,必须用国家权力将关于酒的一切都实行管理!于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尚书·酒诰》以律令形式禁止酗酒、倡导以礼节酒,又有《周礼》将一切酒活动纳入到国家的礼乐制度当中,酒从此成了社稷之酒,庙堂之酒。

从这时起,酒正式进入了政治权力中心,周代是国家权力对酒的全面管理的开编,而这种由官方规管酒之酿制和供应的制度,催生了官酝的雏形。所谓官酝,是指由官府酿制或专卖的酒的总称。此后,哪怕西周更迭成东周,周王室的权威受到诸侯国的严重挑战,当时的人们仍然坚信周礼是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制度,故而《左传·哀公七年》仍语:“君若以礼合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周之王也,礼制: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在对酒的态度上也一样,尽管当时的统治者们因环境和个人的局限,或许在行动上对酒的管理力不从心,但意识层面对周代的酒礼依旧推崇备至,对官酝的认可也是从周代起传承下来的。

那么周代对酒的管理到底有多严格呢?我们可以从当时的酒制中窥见一斑。

在周代,光是负责酒政的官员就有七类,而且其中三类即酒正、酒人、浆人还是属于周代官职层级最高的天官系统,当时周代中央政权的组织是以冢宰为首的天地四时六官制度,冢宰相当于首相地位,天官均是冢宰的属官,可见酒政官员的地位之高。此外,还设郁人、鬯人、司尊彝和萍氏等分管不同酒政,据统计负责管理酒政的官员队伍超过686人。

在酒官中,酒正为众之首,不同场合用该用什么酒,不同类的酒该以什么步骤去酿制、该用什么材料,不同等级的人员能用什么类型的酒,全都由酒正统筹。而酒人则负责祭祀用的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和三酒(事酒、昔酒、清酒)的具体酿制事宜,浆人则负责王室成员的日常饮用之物的制作和供应,其中包括水、浆、醴、凉、医、酏六种,据钱玄先生的考证,这六种饮料除水以外,其他五种皆是以粟米釀煮而成。可见,周代统治者对官家之酒可谓安排得明明白白,规章细致到方方面面,用网络热词来形容:官酝绝对是“精致范”,属于十分讲究了是。

当然,对待得来如此不易、供应又如此紧缺的官酝,周代人的态度也是十分珍惜的。这些从周代人的喝酒礼仪之讲究、置酒的用具之多样和遵循章程、饮酒时所作的诗句中呈现的或丰沛或豁达的复杂情感中,都能感受得到。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正是自周代时始,中国后世的政治制度、文化特征和国民性格的基础由此奠定,以官酝贯穿其中的酒文化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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