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酒文化源远流长，众多文人墨客、江湖侠客为酒痴、为酒迷，酒是情感寄托，亦是兄弟情义。很多时候难以言说的情仇都融在酒里，人们在杯盏觥筹间畅意人生。但是在数千年前华夏文明发端之时，酒却不仅用于饮宴或寄情，而是由国家层面严格规范和管理、与祭祀典礼紧密结合，是先民试图沟通天地神鬼、传递崇敬感恩之情的桥梁。

酒在夏商之时就已经出现，当时可以说是将君主们迷得七荤八素，《墨子·飞乐》、《大戴礼记·少闲》分别记载了夏代两位君主夏启、夏桀荒耽于酒的事迹，而“酒池肉林”则是商代亡国之君商纣的标签之一。两朝皆因饮酒而倾覆，到了周代，统治者们实在是再不愿意酒被放任自由，必须用国家权力将关于酒的一切都实行管理!于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尚书·酒诰》以律令形式禁止酗酒、倡导以礼节酒，又有《周礼》将一切酒活动纳入到国家的礼乐制度当中，酒从此成了社稷之酒，庙堂之酒。

从这时起，酒正式进入了政治权力中心，周代是国家权力对酒的全面管理的开编，而这种由官方规管酒之酿制和供应的制度，催生了官酝的雏形。所谓官酝，是指由官府酿制或专卖的酒的总称。此后，哪怕西周更迭成东周，周王室的权威受到诸侯国的严重挑战，当时的人们仍然坚信周礼是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制度，故而《左传·哀公七年》仍语：“君若以礼合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周之王也，礼制：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在对酒的态度上也一样，尽管当时的统治者们因环境和个人的局限，或许在行动上对酒的管理力不从心，但意识层面对周代的酒礼依旧推崇备至，对官酝的认可也是从周代起传承下来的。

那么周代对酒的管理到底有多严格呢?我们可以从当时的酒制中窥见一斑。

在周代，光是负责酒政的官员就有七类，而且其中三类即酒正、酒人、浆人还是属于周代官职层级最高的天官系统，当时周代中央政权的组织是以冢宰为首的天地四时六官制度，冢宰相当于首相地位，天官均是冢宰的属官，可见酒政官员的地位之高。此外，还设郁人、鬯人、司尊彝和萍氏等分管不同酒政，据统计负责管理酒政的官员队伍超过686人。

在酒官中，酒正为众之首，不同场合用该用什么酒，不同类的酒该以什么步骤去酿制、该用什么材料，不同等级的人员能用什么类型的酒，全都由酒正统筹。而酒人则负责祭祀用的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和三酒(事酒、昔酒、清酒)的具体酿制事宜，浆人则负责王室成员的日常饮用之物的制作和供应，其中包括水、浆、醴、凉、医、酏六种，据钱玄先生的考证，这六种饮料除水以外，其他五种皆是以粟米釀煮而成。可见，周代统治者对官家之酒可谓安排得明明白白，规章细致到方方面面，用网络热词来形容：官酝绝对是“精致范”，属于十分讲究了是。

当然，对待得来如此不易、供应又如此紧缺的官酝，周代人的态度也是十分珍惜的。这些从周代人的喝酒礼仪之讲究、置酒的用具之多样和遵循章程、饮酒时所作的诗句中呈现的或丰沛或豁达的复杂情感中，都能感受得到。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正是自周代时始，中国后世的政治制度、文化特征和国民性格的基础由此奠定，以官酝贯穿其中的酒文化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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