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5日文章,原题:退休给我的婚姻带来压力以及如何挺过来的当了30多年精神病医生,我退休了。64岁的我待在家里,和更早退休的丈夫共处一室。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应对?

6年前,告别繁忙的办公室和同事,回到家的我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天早上,我来到家庭办公室,结果震惊地发现里面所有家具被挪到外面。原来,喜欢搞卫生的丈夫弗雷德正在清洗办公室的地毯。那个时候,我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我爆发了。“你想什么呢?你没问我就动了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气疯了。“人家只是清理你的地毯,”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想住在猪圈里吗?”他也气疯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几乎没说话。

在与新身份作斗争时,我认为重新熟悉厨房可能会帮我夺回自己的家。但当我在厨房做饭时,弗雷德总是忍不住给出提示,告诉我“正确的”方法。我觉得他不请自来的建议是在把我赶出厨房。最后,我受够了:“走开,我知道怎么做饭。如果有问题,我会解决的。我不笨。”这次,他退缩了。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想要改变,必须说出来,即使会引起冲突。渐渐地,我说话变得不那么刺耳,而且更优雅了。

也许对我们夫妻的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出于天性,我加入了一个写作小组。我发表了文章,还写了一本关于精神病学的回忆录。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提升。而且,弗雷德支持我的写作,我很感激,跟他的距离更近了。

我们退休后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对死亡。年轻时,弗雷德梦想到了65岁,我们可以去不同的滑雪场,享受为老年人提供的免费缆车。结果,现在我的左膝不中用了。弗雷德听力下降是另一个问题,戴上助听器后,他还是听不清。我意识到事情最终会是这样的:我们是面对着大自然母亲的两个老人,这是一场我们终有一天会输的战斗,但我们团结在一起,保持积极心态。在机场,环境噪音会给弗雷德带来麻烦。在餐馆,其他顾客的谈话会干扰到他。于是,我提高嗓门。反过来,在我膝盖不舒服的时候,他会跟着我的步伐走路。退休给我们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笨拙的相互调整,新的智慧,以及共享感激和喜悦的时刻。(作者谢丽·门德尔森,传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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