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5日文章，原题：退休给我的婚姻带来压力以及如何挺过来的当了30多年精神病医生，我退休了。64岁的我待在家里，和更早退休的丈夫共处一室。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应对？

6年前，告别繁忙的办公室和同事，回到家的我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天早上，我来到家庭办公室，结果震惊地发现里面所有家具被挪到外面。原来，喜欢搞卫生的丈夫弗雷德正在清洗办公室的地毯。那个时候，我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我爆发了。“你想什么呢？你没问我就动了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办公室。”我气疯了。“人家只是清理你的地毯，”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想住在猪圈里吗？”他也气疯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几乎没说话。

在与新身份作斗争时，我认为重新熟悉厨房可能会帮我夺回自己的家。但当我在厨房做饭时，弗雷德总是忍不住给出提示，告诉我“正确的”方法。我觉得他不请自来的建议是在把我赶出厨房。最后，我受够了：“走开，我知道怎么做饭。如果有问题，我会解决的。我不笨。”这次，他退缩了。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想要改变，必须说出来，即使会引起冲突。渐渐地，我说话变得不那么刺耳，而且更优雅了。

也许对我们夫妻的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出于天性，我加入了一个写作小组。我发表了文章，还写了一本关于精神病学的回忆录。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提升。而且，弗雷德支持我的写作，我很感激，跟他的距离更近了。

我们退休后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对死亡。年轻时，弗雷德梦想到了65岁，我们可以去不同的滑雪场，享受为老年人提供的免费缆车。结果，现在我的左膝不中用了。弗雷德听力下降是另一个问题，戴上助听器后，他还是听不清。我意识到事情最终会是这样的：我们是面对着大自然母亲的两个老人，这是一场我们终有一天会输的战斗，但我们团结在一起，保持积极心态。在机场，环境噪音会给弗雷德带来麻烦。在餐馆，其他顾客的谈话会干扰到他。于是，我提高嗓门。反过来，在我膝盖不舒服的时候，他会跟着我的步伐走路。退休给我们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笨拙的相互调整，新的智慧，以及共享感激和喜悦的时刻。（作者谢丽·门德尔森，传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