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德国城乡规划一直遵循‘城乡等值化’的理念。”“多位日本首相任期内出台‘田园都市’、‘田园回归’政策。”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环球时报》记者在调研德国、日本乡村振兴举措时了解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为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德国政府、企业和乡村全力打造“农业4.0”计划，吸引了一批想在乡村实现“住房、创业、生态生活三重自由”梦想的中青年群体。日本为解决“城市过密、农村过疏”和农业人口减少的问题出台了很多政策，甚至专门设立“地方创生大臣”一职，略为可惜的是这些举措的成效被总人口持续减少的现实所掩盖。在中国“三农”问题专家看来，多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情况，对我们更好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至少是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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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4.0”，让德国返乡入乡者提前获得“三重自由”
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同时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水平也很高。德国农业和林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超过90万。最近几年，德国在“工业4.0”的基础上又提出“农业4.0”，旨在通过网络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并促进农村地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环球时报》记者走访过多个德国农场，看到数字化技术在当地得到广泛应用。如奶牛养殖场用机器人打扫牛棚，并通过配有传感器的挤奶系统实时掌握牛奶质量和奶牛健康状态。一些种植户还用特定的卫星监测系统了解土壤湿度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据了解，德国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非常高。如博世公司把高科技摄像传感器技术和软件应用到田间管理上，用智能喷洒系统帮助农户识别杂草，并有的放矢地喷洒除草剂。欧洲软件供应商SAP公司的农业监控系统，除了帮农场主掌握土壤湿度等信息外，还通过大数据和云技术帮助他们进行分析，拿出应对措施。德国的一些化工企业近年来还成立生物农药和种子解决方案研发中心，为农户提供专业的服务。
国家的“农业4.0”计划和企业的积极参与让德国农业有了新的面貌，也给农村带来新的气象。今年42岁的克里斯蒂安·波林格2021年带着妻子及两个孩子从柏林回到下萨克森州东部小镇埃费森。在这个人口才1300多人的小镇，他买下一处废弃农庄和一片土地，建了一家小型生态养殖场。波林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时决定离开大都市有躲避疫情的考虑，但在农村工作和生活近两年后，他发现今日的德国农村与20多年前自己离开时有了很大变化。他相信，通过养殖家禽、种植有机蔬果，他们一家能提前实现“住房、创业、生态生活的三重自由”。
像波林格一家这样返乡的德国年轻家庭日益增多。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去年6月报道称，与过去大量人口离开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同，德国大约2/3的农村社区与10年前相比出现了人口正增长。德国联邦人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新趋势是搬离城市的人增多，特别是三四十岁的人最容易被吸引到农村，年龄在25岁至29岁之间的“职业移民”也越来越多地定居在村庄和小镇。分析认为，这种流动趋势2017年就已开始，新冠疫情期间更加明显。
“实际上，德国在二战后一直支持城乡平衡，城乡规划也遵循‘城乡等值化’的理念。”德国柏林经济学者阿尔韦德·凯塞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意味着要确保城乡居民的生活、工作、交通、公共服务等环境不能有“天壤之别”。“城乡等值化”的理念和实践，让德国大中型企业愿意在城镇设厂。此外，德国的大型音乐节、文化节现在也经常选在乡村举办。
凯塞尔说，仅依靠联邦政府的措施还不能吸引年轻一代，正如10年前德国还是有“离乡潮”的现象一样，因此，要想吸引人、留住人，地方政府也要多想办法。为吸引创业者，德国农村地区会举办“活力村庄”和“我们的村庄有未来”等活动，并给回村创业者提供补贴和贷款。据波林格介绍，他来埃费森镇办生态养殖场时就享受到一些“欢迎政策”，如得到一笔“家庭搬家金”，并低价拿到土地，租房时还有“申请住房金”。与城市相比，德国农村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利用的土地多、空房多，因此，有的地方甚至还将一些老旧房屋免费送给创业者。
接受采访的德国人都谈到农村数字化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数字化使许多新职业可以在农村发展，尤其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关的工作。33岁的卡特琳目前居住在巴伐利亚州南部的一个村庄，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是一家大型车企的技术设计人员，每周只需要去公司半天，平时都在家里上班。现在，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支持这样灵活的工作制。”她希望，农村的教育质量也可以通过学校合并、数字化教育等形式得到提升，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
“田园回归”，日本抓了50年仍任重道远
日本媒体在关注中国返乡回乡下乡人员就业创业的话题时，会提到“田园回归”一词。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从村镇涌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导致接近1/3的人口集中于这“三大都市圈”，“城市过密、农村过疏”的格局形成并持续至今。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为解决乡村人口过于稀少等问题，过去50年有多位日本首相在任期内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如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大平正芳的“田园都市构想”，以及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等。这期间, 日本政府于2008年推出“故乡税”制度，鼓励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根据自愿原则向地方政府捐款，而地方政府可通过这些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此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7月发布的统计调查显示：2021年日本“故乡税”接受总额约为8302亿日元（约合43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日本时事通讯社曾评论称，“故乡税”在切实振兴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人们关注乡村和地方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2012年日本内阁设立地方创生大臣一职。日媒评论说，尽管政府不断更替，但地方创生大臣一直被保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职位就是要疏散“三大都市圈”的人口，为地方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制定宏观政策来推进“田园回归”。
除政府部门外，日本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推进“田园回归”。如非营利团体“故乡回归支援中心”每年都会为民众做迁出城市和移居乡村方面的咨询。2021年，该中心提供近5万次咨询，是2012年咨询数量的8倍。从中不难看出，考虑“田园回归”的日本人在逐年增多。再如，日本还有“产地直送”销售形式，即以农产品为对象，消费者或零售商不通过批发商等现有流通渠道，而是直接与农产品生产者进行交易。这样不仅能保证消费者或零售商购买到新鲜和廉价的农产品，也能让农产品生产者减轻销售负担。现在，很多生活在东京的富裕家庭每天都会通过“产地直送”购买周边县市的新鲜农产品。
在日本，“田园回归”有一些成效，如法人化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在逐年增长。《环球时报》记者走访新潟县的乡村时发现，村里家家户户独门独院，住在两层或三层的小别墅中，且每户都至少有两辆小汽车。但受人口下降、老龄化问题严重等因素影响，日本政府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日本的现实是农业人口每年都保持一定增量，但总的农业人口数却在减少。农林水产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城市人口数量为1.85亿，乡村地区人口数量为2381万，也就是说约有八成日本人生活在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农业人口近年来在总体数量减少的同时，还呈现出老龄化的态势：2015年，农业人口数量为197.7万，其中49岁以下的有31.2万，而202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减少了45.7万和8.5万。2020 年疫情严重时，东京出现“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的情况，但随着疫情总体趋稳，很多人又开始从乡村或其他地方迁回东京。据陈洋介绍，日本的一些舆论认为，政府今后除了进一步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应更努力消除“三大都市圈”与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差距，唯有如此，才能使更多的人向往“田园回归”，才能促进日本城市与乡村、首都与地方的共同发展。
“科技与共识”，中国乡村振兴拥有的两大机遇
德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举措也受到国内农业问题专家的关注。去日本青森县考察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按照当地的政策，如果连续在乡村工作满15年，那么能获得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他认为，国家出钱奖励的办法不适用于我国，但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即要想吸引人们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就必须为他们创造条件，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工作环境的同时，更要为农民提供与城镇职工相当的养老保险，真的让大家把农民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
据李国祥介绍，德国会为乡村建设设立专项资金，有创意的年轻人能自行提报方案，参与乡村建设项目的设计和具体实施。虽然这种方式管理难度大，但能满足每个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的切实需求，也能促使部分年轻人走进乡村、留在乡村。目前中国的乡村建设项目主要由政府来规划和执行，村民和年轻人的参与度相对还不高，因此，不妨在一些乡村试点德国的模式。
也有德国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总体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但一些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式仍显粗放，经济效益不够明显。因此，德国“农业4.0”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如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解决生产效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无论是德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要面对如何让年轻人在乡村更好发展的问题。对中国的一些农村而言，已建成一流的医疗和教育设施，但问题在于如何把优秀的医生、教师留在乡村。对此，李国祥建议，要努力提升乡村医疗、教育等队伍的人才素质培养，并给予他们和城市人才同等的福利待遇，让各个领域的优秀年轻人能集结在一起，更好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写入了鼓励返乡的政策，比如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建设；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教师“优师计划”、“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
谈到中国日前公布的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德国柏林农业经济学者丹尼尔·塞尔法尔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很关注中国人在谈论实现粮食安全问题时强调的“大食物观”，并认为这种理念和相关政策也会给返乡回乡下乡人员提供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他认为，中国正在向发展高质量农业持续迈进，并在努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他建议，中国的乡村建设可以多一些浪漫情怀，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人到农村安居乐业，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农业科技是两大前提条件。塞尔法尔特告诉记者，中国乡村振兴现在拥有很大的机遇：一是在许多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如网络建设等；二是全社会对“三农”话题的重视已形成一种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