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和其他乾隆倚重的大臣相比较，和珅的“圣眷”也是更胜一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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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乾隆对和珅的偏爱：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回部苏四十三叛乱，乾隆命和珅为钦差大臣，与阿桂一同前往督师。由于阿桂染病，和珅便先行抵达甘肃。和珅到达甘肃时，名将海兰察等人其实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了，叛军败局已定。但和珅却自以为是，想要建功立业，便自作主张，命海兰察等人兵分四路进军，结果输了一仗，总兵图钦保阵亡。这本来是和珅指挥无方，可数日后当阿桂到来时，和珅却把责任推到几名将领头上，说他们轻慢自己，不听调遣。不明就里的阿桂当即表示:“这些人该杀!”第二天，阿桂亲自安排作战计划时，几位将领都非常配合，心知和珅有错的阿桂便对和珅说:“没人不听调遣啊，那你说杀谁好啊?”

和珅自觉受到羞辱，从此对阿桂以及几位将领恨之入骨，屡屡参奏他们。乾隆得知此事后，也只是象征性地下谕旨批评了和珅几句，并把他调回北京。回京之后，根本不会打仗的和珅却代理了兵部尚书。由于阿桂和和珅同在军机处当差，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照顾和珅的情绪，乾隆便总是让阿桂在外带兵打仗或处理具体政务。这样一来，原本是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被架空，和珅反而掌握了军机处的实际权力。

和珅不会打仗，并不代表他一无是处。相反，和珅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在外交、司法特别是经济领域颇有政治手段。由于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因此很多外交文书都需要由他来撰写。乾隆曾经这样称赞和珅:“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足见和珅虽然不会带兵打仗，但其作用和功劳仍然不小。

和珅发迹初期，曾经很好地处理过一件棘手的案子: 乾隆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赴京参奏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受贿，乾隆将查办此事的责任交给了时任户部侍郎的和珅。李侍尧是乾隆朝的老臣，历任两广、湖广、云贵三总督，地位很高，而且又颇具才干，《清史稿》称其“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因此乾隆对他也是相当信赖。和珅明白，要查处这样一个聪明人实属不易，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就贸然定案，很有可能引火烧身。因此他并没有着急直接审讯李侍尧，而是迂回攻击，将李侍尧的管家抓了起来，对其刑讯拷问。结果此人受刑不过，将李侍尧历年贪污受贿的罪行一一吐露。

和珅

和珅得了这份口供，立刻召集云南全省官员，将李侍尧的罪状拿出给他们看，并软硬兼施，告诉他们如迅速与李侍尧划清界限，交代其罪状，就可以既往不咎，否则一并惩处。受到威胁利诱的官员纷纷倒戈，向和珅提供了大量李侍尧的不法情事。这时，和珅才提审李侍尧，在大量证据面前，李侍尧的聪明才智无处施展，只得供认不讳，将所收受地方官员的贿赂一一招认。和珅回到京城，又趁热打铁，向乾隆汇报了云南吏治废弛、地方银库亏空的恶劣状况，提出了自己关于云南盐务、钱法、边疆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和珅在审理这一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敏和才干自然让乾隆龙颜大悦，随即提升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

其实，和珅真正的本领，在于他理财的能力。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出任内务府大臣，内务府负责皇室以及上三旗的日常生活开支，花销极大，因此总是入不敷出，往往调拨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和珅上任不久，内务府不仅填平了之前的亏空，甚至还略有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和珅又兼领了崇文门税务监督。崇文门税关是北京城税收的重要来源，按照惯例只有旗人才能担任这一职务，由此可见该职务的重要性。在和珅的管理下，崇文门税关的收入猛增，陡然一跃而成为全国30余所税关的翘楚。后来和珅又担任户部侍郎、尚书，户部银库、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和紫禁城银库都由他直接管理，乾隆朝几乎所有的财政部门都归由和珅把持。而和珅也确实不负乾隆的信任，为乾隆的文治武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持。

康熙末年，由于吏治败坏，国库一度亏空得甚为厉害;雍正即位后，严厉清理国库亏空，到乾隆即位初年，国库中有数千万两白银，经济形势相当好。但乾隆好大喜功，重视享受，花费了大量白银，而吏治的逐渐松弛，官员的贪污腐败，使国库重新陷入亏空状态。乾隆为此事深感发愁，但却一直苦于没有理财能手管理此事。和珅的出现无疑使得乾隆大喜过望。和珅确实有着极其高超的理财天赋，他总是能出乎乾隆的意料之外，创造出各种进项。

和珅最为人所非议的财政制度就是“议罪银”的创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向乾隆皇帝建议，今后各地官员若触犯大清律例，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抵消罪过，其数额根据罪行轻重多寡不等。这笔银两并不缴入户部银库，而是进入内务府银库。换句话说，和珅利用这一制度，为乾隆造了一个小金库。乾隆对这一意见自然拍手叫好，批准实行。

议罪银制度出台之后，各地官员纷纷以缴纳议罪银的方式抵消罪行。据史料记载，各地官员缴纳的议罪银均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这些额外的收人让内务府挣得盆满钵满，乾隆也是喜笑颜开。因为这笔经费基本全用在了他的六下江南之行上，沿途修建的30 座行宫，居然没有动用户部银库一分银子;乾隆八十岁时举办的万寿大典所花费的开支也来自于议罪银。到后来，甚至户部银库每年的亏空还要议罪银来弥补。

乾隆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一定得意扬扬地认为，这些钱来自官员，避免了扰民。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的钱财难道不是从黎民百姓那里搜刮而来吗?由于议罪银制度的创立，官员们有了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变本加厉地剥削老百姓。贪赃枉法之徒得以继续把持权力为所欲为，吏治进一步败坏。这一政策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和珅不仅会为乾隆理财，他对自己产业也极其重视。他的财富观念甚至于可以说是超前的。在传统社会中，有钱人大多买房置地，将货币转化为不动产;而和珅却能够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经济的威力，因此他更喜欢真金白银。和珅并没有将这些钱埋藏起来，而是将其投资于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和商业领域。

和珅以喜欢开当铺著名，他在北京城内开了12 座当铺，其中有不少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他还开办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商店，例如石灰窑、酒店、杠房、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印铺、帐局等。此外，他还从事物流产业，据说他曾经购买八十辆大马车以运送货物。当时刚刚起步的煤矿业，由于成本高，风险大，一般人根本不敢尝试，而和珅却投入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开办两处煤矿。即使是不动产，和珅也不会让其闲置。据称，和珅在北京有房屋 35处用于出租，每年可以收取近 2000两白银。总之，和珅的投资，涵盖了商业、医药、物流、采矿、房地产、金融等绝大多数当时的行业，可以说，只要能够挣钱的地方，就能看到和珅的身影。

和珅甚至对家中亲戚朋友也锱铢必较，分毫必争。他的姥爷向他借 2000 两银子，他居然要求对方用相等价值的地契抵押，以防对方无力偿还; 他的舅舅向他借钱，他甚至向对方收取一分利息，从中牟取大量利润。《啸亭杂录》记载，但凡是家中有银钱出入，和珅都不辞辛苦亲自称量金银、计算数目。和珅对金钱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