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的回应直面关切，有助于打消公众疑虑，从中还可体会教材编选者的努力和用心。比如在六年级上册专门设置“初识鲁迅”单元，选发鲁迅侄女周晔回忆文章《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臧克家诗作《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等，种种做法，都有助于重新认识和塑造一个“真实的、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化的鲁迅形象”，有助于增进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和认知。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删减鲁迅作品”“鲁迅作品撤离”等的争论非止一次。换个角度看，公众表达关切，突显对鲁迅的热爱。从公众焦虑中不难读出这样的期待，即渴望让下一代借助语文教材、借助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等，来实现最好的语文教学，理解和认知鲁迅革命精神的最具彻底性、对国民性最深刻的揭示，以及新文化运动后其所建立的最纯正汉语言范式，这正是一代代中国人源源不断的重要精神源泉和文学养分。

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真正影响鲁迅被年轻人理解的，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思潮、教育方法等……应该选一些适合中学生的鲁迅文章;同时，不要把鲁迅作品作为应试教育的一部分，不要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让他们自己去体会鲁迅作品中的真义。”毋庸讳言，当下一部分读者群体，尤其是年轻读者群体对于鲁迅作品，确确实实还存在某种疏离感。著名作家余华在一次演讲中，就曾坦言当年在海盐文化馆工作时，出入之间一度嫌码放在门口的《鲁迅全集》碍脚，而直至36岁后重拾鲁迅作品，重新发现鲁迅伟大，“厌恶感”自此消失。余华的讲述，代表很大一部分人感受，努力消弭鲁迅作品与当下青年群体的疏离感、隔膜感，语文教材编纂是重要一环。

当然，也不仅仅是鲁迅作品，其他作家和作品亦然。无论如何，教材所收篇目都是有限的，发挥好语文教材“导读”和“索引”作用，引导孩子通过课堂语文教学，激发课外大量阅读，激发对社会现实深刻认知，对汉语言之美的热切追寻，这正是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评论员涂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