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提出：经济学是门“沉闷的科学”。一提起经济学，就让很多人想起复杂的公式和图表，这似乎比恐怖小说更恐怖。

这件事情关键在于你怎么看，经济学也有着非常有趣的一面，一切正如美国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所说：“没有沉闷的题材，只有沉闷的头脑。”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说：“任何社会行为，包括爱情、犯罪都受经济思维的支配。”当代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早已不仅仅局限在供给、价格、工资、货币、市场等传统领域，它越来越多地引入心理学、生物学、博弈论、脑神经学以及遗传进化学等等，几乎涵盖了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原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毫不夸张地讲，除了厨房的洗碗池，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一切事物。”

侦探的工作与经济学家的工作非常相似：从简单模型开始，收集数据，解释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和推理小说的思维方式颇为相似，都是去发现表象之下的问题实质，绕开一个个惯性思维(凶手的故布疑阵)，顺着线索一路寻找，最后直达事物的核心(找到真凶)。既然侦探们的工具可以是对雪茄烟灰的研究，或者是对毒药成分的掌握，那分析案情使用经济学工具同样合情合理。

事实上，从推理小说诞生起，就已经和经济学紧密关联在一起。推理(侦探)小说本身就是经济的产物。工业革命使得人口聚集、贫富分化、失业和犯罪率增加，同时印刷业的繁荣、市民的阅读需求大增，这些才使得推理小说迎来黄金时代。

在柯南·道尔的小说《红发会》中，福尔摩斯得悉长了一头红发的当铺商人杰贝兹·威尔逊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个所谓的“红发会”，它是依照美国一名红发百万富翁的遗嘱设立的，用遗产的利息让红头发的男子有个舒适的差事。只要入选，就可以舒舒服服只干很少工作，每年拿到二百英镑的津贴……

另一个故事《铜山毛榉案》中，一个家庭女教师向福尔摩斯求助，她被主人要求剪成短头发，穿上指定的衣服，就能获得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工作。这位家庭教师之前雇主支付的工资是每月4英镑，而这位新雇主则慷慨地从年薪100英镑起步，这让福尔摩斯大为生疑。

这两个案子破案的关键都是价格，当价格违背了市场规律，必然有其他原因。如在《铜山毛榉案》的故事里，雇主愿意支付远远高出市场价格的教师薪酬，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让女教师假扮自己被囚禁的女儿，好让女儿的情人看到后死心离开，以免他与女儿结婚来分享财产。

罪犯会通过种种说辞掩盖犯罪真相，但经济学却很容易让这些说辞露出原形。在这里，经济学和推理小说遇到了第一个交叉点，就是利益和激励。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说：人们的获利一定要和支出与风险成比例。犯罪也是为了获得收益，同时也要考虑成本和风险。

在推理小说中讲究“动机”，而在经济学中，“动机”可以用另一个术语概括，那就是“激励”。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说：所有经济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回应。无论多么复杂的动机，一定有某种激励在其中。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数学天才石神的激励是爱和救赎，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中，室田佐知子的激励是名誉和自尊，西村京太郎的《敦厚的诈骗犯》中，五十岚的激励是自己去世后家人的生计保障……

1969年，以色列的两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希伯来大学相遇，他们同时被对方的头脑所吸引，尽管两人性格迥异，但互为知己。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两人正在开拓一项伟大的事业，把心理学引进经济学，这门学科后来被称为“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对人行为的研究，本身就像是一个推理小说的解谜过程，经济学家们发现了生活中种种反常的、不理性的行为，同时揭示出这些非理性行为的真正原因。这时，经济学和推理小说有了另一个的交叉点，就是对人性的关注。

在社会派推理小说中，重要的不是如何杀人，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诸如松本清张这些社会派推理的先驱，把复杂的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行为经济学家，则是把人性的种种复杂表现理论化，卡尼曼、理查德·泰勒等人还创造了一系列的名词来定义人们种种奇怪的行为。

好的推理小说一定是更多地关注生命而非死亡，复杂的人性才是最让人着迷的东西。当我们对某种行为深恶痛绝时，会冷不丁发现自己的影子。善和恶往往彼此交错，存在每个人身上。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要是坏事全是阴险的恶人干出来的，那只需要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消灭掉就好了。可善恶之线贯穿着所有人的心。有谁愿意消灭自己的一半心呢?”(记者岑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