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博所有岗位落脚点都是责任”

2006年年底，博士毕业答辩结束第二天，杜鹃就飞到深圳找工作。“那是一次偶然的际遇。我走在深南大道上，走着走着忽然就看到了深圳博物馆。我是学历史的，当即决定到这个单位试一试。”杜鹃说，“那个场景我至今难忘——我独自走进深博(老馆)行政楼，在4楼走廊，迎面走来一位先生，他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找馆长，我是来找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先生正是时任馆长杨耀林，他说，我就是馆长，来吧，我们聊一聊。”就这样，2007年杜鹃来到深博，成为了一名深博人。

杜鹃感叹，是时代、是深圳给了她机遇。“个人的经历反射的是城市和社会的发展。深圳的确是不设条件的，这个城市的包容给全国各地的人才提供了平台和机会。我很幸运，个人命运与城市发展契合在了一起。”

深博14年，杜鹃对博物馆工作的理解也在慢慢变化。“我挺有感触的。刚进馆时只觉得要把工作做好，是文秘就把文秘工作做好，搞展览就把展览做好。但现在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因为我更清晰地了解和认知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和工作，在某一个区域和范畴里是有一定作用的。举个例子，比如做展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展览?一定是要做具有一定的社会审美导向的展览。那么，选择什么主题?以什么方式呈现?切入的视角是什么?对展览这个行业会有怎样的影响?再比如，博物馆如何运营管理?如何把场馆布置得赏心悦目?小到清洁卫生，大到展览陈列，都是为了让观众在博物馆里获得更好的体验。无论什么岗位最后落脚点都是责任。”

“要给观众看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展览怎么做?在杜鹃看来简单地摆放、陈列不是展览。“我分管自然部。近年来，我们联合各保护区、研究机构等举行了不少科普展览。在做自然科普展时，我们希望将学科阐释的视角融入其中。如果仅仅是讲知识，一本科普书籍就可以解决，观众为什么一定要来看展览呢?大家来看，一定是要看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实际上，人类认识自然环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这也就是学科建立的过程。”

深博成立了自然部，负责筹备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建设。“我们的自然展览包括生物多样、科技发展史、演化史，还会有学科史。要讲述科学家的故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领军人物。我们希望观众尤其是学生观众感兴趣。展览是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展览，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从业人员，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这是我们的使命。”

在杜鹃看开，很多学生对学科的概念不甚清晰。曾经从事教师工作的她观察到，很多孩子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并不了解他所选的专业、学科究竟学什么，未来将从事哪些工作，对社会有什么作用，“我们有位学地质的女同事，我曾经问她，学地质有什么用?她告诉我，两弹一星工程就与地质大有关系。因为需要铀矿，要搞两弹一星必须先进行地质普查。她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这些东西学校没讲，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就应该讲清楚。”

“我们博物馆人其实挺简单的”

在深博工作加班是常态。“假，我们是休不完的，填了也没时间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国家重视民族文化，弘扬传统，深博从最初的一个馆到现在多个场馆，那么多的展览，工作辛苦是一定的。但我们博物馆人大部分人都是学考古、学历史，搞专业的，干的是自己喜欢的事。另外，观众给我们的反馈也让我们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杜鹃说，“每当我在展厅里，看到观众沉浸其中，看到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看展览，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我们做的事被认可了，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就特别满足。真的，我们博物馆人其实挺单纯、挺简单的。如今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凸显，这些年我们眼见着观众素质一步步提升，早期一些不雅行为，比如大声说话、吃东西、跑跳等，已不见踪迹，现在观众进博物馆都知道这是文化的殿堂，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尊重的地方。”杜鹃说： “几代深博人积淀的严谨、团结、友爱、奋进的深博精神，是我从老一辈深博人身上看到、学到的，也将传承给新一代。”(记者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