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馆40年,副馆长杜鹃恰好赶上它的高速发展期。学历史专业出身的她,2007年自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后毛遂自荐到深博工作。从2007年到2021年,杜鹃见证了深博的跨越式发展。

“深博所有岗位落脚点都是责任”

2006年年底,博士毕业答辩结束第二天,杜鹃就飞到深圳找工作。“那是一次偶然的际遇。我走在深南大道上,走着走着忽然就看到了深圳博物馆。我是学历史的,当即决定到这个单位试一试。”杜鹃说,“那个场景我至今难忘——我独自走进深博(老馆)行政楼,在4楼走廊,迎面走来一位先生,他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找馆长,我是来找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先生正是时任馆长杨耀林,他说,我就是馆长,来吧,我们聊一聊。”就这样,2007年杜鹃来到深博,成为了一名深博人。

杜鹃感叹,是时代、是深圳给了她机遇。“个人的经历反射的是城市和社会的发展。深圳的确是不设条件的,这个城市的包容给全国各地的人才提供了台和机会。我很幸运,个人命运与城市发展契合在了一起。”

深博14年,杜鹃对博物馆工作的理解也在慢慢变化。“我挺有感触的。刚进馆时只觉得要把工作做好,是文秘就把文秘工作做好,搞展览就把展览做好。但现在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因为我更清晰地了解和认知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和工作,在某一个区域和范畴里是有一定作用的。举个例子,比如做展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展览?一定是要做具有一定的社会审美导向的展览。那么,选择什么主题?以什么方式呈现?切入的视角是什么?对展览这个行业会有怎样的影响?再比如,博物馆如何运营管理?如何把场馆布置得赏心悦目?小到清洁卫生,大到展览陈列,都是为了让观众在博物馆里获得更好的体验。无论什么岗位最后落脚点都是责任。”

“要给观众看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展览怎么做?在杜鹃看来简单地摆放、陈列不是展览。“我分管自然部。年来,我们联合各保护区、研究机构等举行了不少科普展览。在做自然科普展时,我们希望将学科阐释的视角融入其中。如果仅仅是讲知识,一本科普书籍就可以解决,观众为什么一定要来看展览呢?大家来看,一定是要看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实际上,人类认识自然环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这也就是学科建立的过程。”

深博成立了自然部,负责筹备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建设。“我们的自然展览包括生物多样、科技发展史、演化史,还会有学科史。要讲述科学家的故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领军人物。我们希望观众尤其是学生观众感兴趣。展览是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展览,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从业人员,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这是我们的使命。”

在杜鹃看开,很多学生对学科的概念不甚清晰。曾经从事教师工作的她观察到,很多孩子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并不了解他所选的专业、学科究竟学什么,未来将从事哪些工作,对社会有什么作用,“我们有位学地质的女同事,我曾经问她,学地质有什么用?她告诉我,两弹一星工程就与地质大有关系。因为需要铀矿,要搞两弹一星必须先进行地质普查。她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这些东西学校没讲,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就应该讲清楚。”

“我们博物馆人其实挺简单的”

在深博工作加班是常态。“假,我们是休不完的,填了也没时间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国家重视民族文化,弘扬传统,深博从最初的一个馆到现在多个场馆,那么多的展览,工作辛苦是一定的。但我们博物馆人大部分人都是学考古、学历史,搞专业的,干的是自己喜欢的事。另外,观众给我们的反馈也让我们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杜鹃说,“每当我在展厅里,看到观众沉浸其中,看到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看展览,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我们做的事被认可了,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就特别满足。真的,我们博物馆人其实挺单纯、挺简单的。如今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凸显,这些年我们眼见着观众素质一步步提升,早期一些不雅行为,比如大声说话、吃东西、跑跳等,已不见踪迹,现在观众进博物馆都知道这是文化的殿堂,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尊重的地方。”杜鹃说: “几代深博人积淀的严谨、团结、友爱、奋进的深博精神,是我从老一辈深博人身上看到、学到的,也将传承给新一代。”(记者 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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