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什么?在2021“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新视野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论坛上，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保护也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他说，“把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能够健康地、完整地、真实地传给我们子孙后代，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前，中国考古从国际合作起步。1921年，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的考古学家一起，发现了周口店猿人遗址，也发现了河南的仰韶遗址，并且在仰韶遗址开始了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单霁翔介绍道。

在他看来，“百年来，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考古学家在中华大地上勤奋地发掘、研究、探索，逐渐地让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问题更加清晰。特别进入新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使考古学年代序列更加准确。”

中华文明的探源实证了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就已经存在，遗址遍布如漫天星斗，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单霁翔说，以杭州良渚遗址为例，2005年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古城遗址，囊括内城、外城、中间的工程，其中内城约有3平方公里，是北京紫禁城的数倍大。

2017年，良渚遗址周边发现了庞大的水利工程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良渚遗址时，给予的评价是：它改写了世界的水利史。因为它是5300年前人们的创造，所以良渚古城遗址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遗产，实证了中华5000年前的文化存在。

申遗推动文物遗产保护焕新

我国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都取得了哪些成绩?文化遗产保护又有哪些新的气象?单霁翔从今年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两件大事说起。这两件事，一件是致敬考古百年，另一件，则是今年在中国福州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单霁翔说，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已经是第二次召开。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上制定了一项规定：无论国家大小，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以平衡文化的多样性。

单霁翔罗列了从2004年至今我国申遗成功的项目，“一步一步走来，随着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报成功，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

“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有了新气象。”他说。

中国的文物保护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是高度融合的。“一方面，我们开始关注文化要素的遗传保护，也开始关注文化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不但关注静态的遗产，而且开始关注古村落、历史街区、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活态的、动态的遗产保护。”单霁翔说。

历史链条不能断裂，在关注古代、近代史迹保护的同时，当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不能忽视。文化遗产保护也从一座桥、一座台、一个古建筑群的点面保护进一步扩大，走向对文化线路、现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如茶古道、秦蜀古道、万里茶道、中东铁路。

“我们不仅关注宫殿、寺庙、纪念性建筑的保护，也开始关注一些传统民居、老字号等与乡愁、家族文化相关的乡土建筑。在物质要素的保护以外，也关注非物质要素的保护。”单霁翔认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的要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前，我们也在关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并将之拓展到不同人生活的社区、街区、村落，同时，也关注到那些传统民居、乡土建筑、工业遗产等。从保护静态遗产到保护更多活态动态的遗产，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和我们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霁翔说。

他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是亿万民众都应该有权利和有责任去参与的一项事业。要把更多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赋予民众，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就有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平时的立场和观念也要转变，不要把文保视为专业的、系统的、行业的工作，它应该是一个社会公众都能够参与和知晓的事情。”(记者 郑慧梓 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