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文物考古工作访谈会昨日上午在广州市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多功能厅举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畅谈广东、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之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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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平凡生命”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君雷说，考古专业的很大特点就是“一只脚在田野，一只脚在课堂”;一段时间在城市里，一段时间在乡下，“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着西服，像一个所谓的大学老师的样子，但我换上T恤在田野上都是晒得黑乎乎的。考古专业本身有很强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即使在课堂上也会表现出来。这种转换对我们来说不困难。”
“考古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刘锁强说，“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考古发现——青塘遗址的发掘，那是前几年我负责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遗址在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发现了著名的“青塘少女”，这应该是广东地区距今一万年以前保存最完整的人化石。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姿态——蹲踞葬，骨头呈现出蹲着的造型，骨头下面还垫着六块石头，说明这个墓葬的主人下葬时已经有了葬式，也就是说当时的古人类已经有明确的生死观念，用这样复杂、有仪式性的行为来安葬她，很可能当时就有原始宗教信仰了。“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但知道她是一位年轻女性，大概14~18周岁，身高约1.5米。她就是埋藏在尘埃下，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位寂寂无闻的年轻女性，”他说，“我们研究历史、看历史，经常看到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但考古发掘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这些平凡的生命恰恰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古代社会的最好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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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在眼前变得鲜活而生动
“1995年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二级研究馆员全洪说，“当时我们要到南越国宫署遗址附近的工地去发掘，去找考古遗址大概的范围。布了几个探方之后，很快挖到生土，这时可以撤队了，但我们没有撤，还是在工地这里巡，在另外一个方向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这个遗址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讲的南越王宫的御花园，就是一个大水池，和曲流石渠组成的人工园林水景。”
著名考古学者麦英豪先生马上组织了考古、历史、建筑各方面的专家来论证这个遗址，及时向国家文物局、省、市政府报告，通过不断地宣传和解释，把这个遗址保护下来。这个遗址在1996年就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很快也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考古工地、任何一项考古发掘，都不敢轻易放弃。如果我们不把工作做到最后就走了，可能就会错失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2017年下半年，我在黄埔茶岭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做发掘。在发掘编号灰坑13的窖穴时，我发现深度超过1.5米还没有到底。我特别吃惊，问技工老师：‘你没有把灰坑挖穿吧?’灰坑13的发现完全颠覆了我对广州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认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强禄说。
果然，在这个灰坑里发现了丰富的植物遗存，经过植物考古学家长期工作和后期测试分析，可以确认在茶岭包括它旁边的甘草岭遗址，发现了距今4400年以前的栽培稻遗存。这是珠江三角洲遗址单位最为明确、年代最早的早期稻作遗存，“正是因为黄埔茶岭遗址的窖穴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广州北部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在新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4800年至4000年社会变化的深层发展历程，刷新了我们对广州过去早期文明发展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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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广东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位置
广东刚刚公布了十年来的十大考古发现，青塘遗址、岩山寨遗址、南石头监狱遗址都在其中;而在2021年度广东省文物保护工程典型案例中，也有南越国宫署遗址及曲流石渠、南汉宫殿和水井遗迹本体保护工程。那么与全国相比，广东、广州的考古究竟在怎样一个水平上?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博士、二级研究馆员曹劲表示，要想了解岭南历史，特别是了解史前的、历史时期的岭南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很多时候只有通过考古工作。近年的一些考古发现实际上已经改写了岭南历史，如磨刀山遗址把岭南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60万年;青塘遗址揭示了岭南地区的人类是如何从旧石器时代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的发掘为我们揭示宋代到明代海洋贸易的历史，提供了最真实的标本和见证。
“虽然我们说无论对比长江流域还是中原地区，从文物数量和我们熟知的青铜器、玉器这些高等级的文物精彩程度来讲，广东文物是比不上。但广东有广东的特点，岭南有岭南的特点。”刘锁强说。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样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广东积极参与其中，这是通过考古发现、考古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从人类直立时代、猿人时代广东大地就有人在繁衍生息，到农业起源阶段，尤其到重要的文明起源阶段，大概四五千年前，我们都发现重要的遗址、重要的遗存。
全洪说，期待本土专家构筑一个有广东特色、广东气派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易西兵则表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19年加挂了“南汉二陵博物馆”和“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的牌子，要利用这个平台做好考古遗产、考古成果的阐释、研究和展示。
“在几代人接续研究的基础上，现在终于有足够的材料和想法，去思考、去构建广州早期的历史。”张强禄说，“用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材料，去讲好广州故事，让社会大众能够从考古发现中看到广州的命题，也从中读懂广州、热爱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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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来广州平均每年开展考古项目近300宗
2013年，《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正式施行，明确了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概念，明确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2014年5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共16片地下文物埋藏区，全省唯一、全国领先。《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程序暂行规定》明确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程序要求。
广州文物考古机构不断壮大。1995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是全国较早成立的市级考古所。2014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更名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人员编制由原来的35名增加至70名。2019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加挂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南汉二陵博物馆牌子，人员编制核定为74名。
2016年以来，广州市开展考古项目1719宗，平均每年近300宗。发掘增城金兰寺、墨依山、莲花书院、黄埔茶岭等重要考古遗址，清理古墓葬3000余座，出土重要文物15000余件套。(记者卜松竹记者王维宣)
